清朝“公约”为何不管用
清朝康熙时代末，朝廷曾想整顿春节官场陈规陋习，于是订立一纸“公约”，并要求中央机关每位官员将公约贴在府第大门旁。
据清人金埴《不下带编》一书记载，康熙五十七年（1719），金埴到北京，见“朝彦群公”（朝廷的俊才，即大臣们），人人都在府第大门的东面粘贴公约一纸，上面书写的内容均相同：
“同朝僚友，夙夜在公，焉有余闲，应酬往返？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岁元旦为始，不贺岁，不祝寿，不拜客，有蒙赐顾者，概不接帖，不登门簿，亦不答拜。至于四方亲友，或谒进，或游学，或觅馆来京枉顾者，亦概不接帖，不登门簿，不敢答拜，统希原谅。”
落款为“九卿、六部、詹事、翰林、科道等衙门公启”。
九卿是古代中央各行政机关的一种总称。詹事掌管经史文章之事（包括给皇帝讲经书、编纂书籍、主持考试、管理学校等）。科道是负责监察、弹劾的官员，包括六科给事中及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。“九卿、六部、詹事、翰林、科道等衙门公启”，实即中央各机关公告。
公告规定：从康熙五十八年元旦起，不贺岁，不祝寿，不拜客。有上门贺岁、祝寿、拜访者，概不接待，也不回访。亲友有事赴京，前来造访，概不接待，也不回访。
朝廷出此公告，让官员们作为公约，约束其行为，出发点应当说是好的。问题是：谁来监督公约的执行？违反了公约，又当怎样处置？
纸上规定“不贺岁，不祝寿，不拜客”，实际照样可以送礼、收礼，照样可以行贿、受贿，照样可以拉拉扯扯，甚至结党营私。要想做违纪违法的事，还怕没有借口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办法，没有机会吗？
不过，有这样的公约总比没有这样的公约好，起码说明朝廷极力想约束官员们，防止他们利用年节，做一些违纪违法的事。再说清朝的官员也不会个个都是贪官，总有廉能之人，能照公约约束自己。
要想让上述公约不成为一纸空文，诚非易事。这要有强有力的监察机关。另外，除了明察，还要暗访。皇帝手下耳目众多，可以派一些耳目经常到大臣们的门前转转。如有的大臣门前经常车水马龙，特别是春节期间，来客络绎不绝，就可以问问他：你都接见了哪些人？谈了些什么？皇帝连官员的隐私都能打听出来，上门送礼的事，还怕打探不到吗？
李世杰在四川革除春节官场陋风
厌恶春节官场恶俗，并决心加以改革的官员，并非没有。清代李世杰就是其中之一。只是这样的官员如凤毛麟角。
据清代昭摙《啸亭杂录》一书，李世杰年轻时做过负责治安的巡检。有一次，乾隆皇帝下江南，李世杰负责给皇帝御船搭跳板。那天刚下过雨，路很滑。乾隆帝上船时，不小心跌了一跤。李世杰反应特快，急急将乾隆帝扶起。总督、巡抚都大为恐慌，命人将李世杰绑起来，请乾隆帝处置。乾隆帝笑着说：“下级官员中居然有这样的忠爱之人。”立即提拔李世杰任知州。后来李世杰做到四川总督和江南总督。
他任四川总督数年，从未宴请过一个客人。成都将军到任，按惯例总督要宴请他。李世杰心想，不请，怠慢了这位成都将军；请，破了自己立的规矩。于是便趁成都将军家属抵达成都时，派一位武官送去一只煮乳猪，一只烧羊，并让这位武官婉告成都将军：“本想委屈将军到总督府，适闻将军眷属到成都，谨以这两种食品佐将军家宴。”
春节前夕，李世杰吩咐厨师做十几斛（1斛5斗）面饼。春节下属来拜年时，李世杰派人对他们说：“深知各位劳苦，今用饼慰劳各位。”等他们吃饱，李世杰方出来跟大家相见。礼毕，让府、厅、州、县官员就在总督衙署分别拜见其上一级上司。礼毕，李世杰对官员们说：“春节规矩，上司即使不接见下属，下属也必须坐着轿子到上司府上。路途远的，太阳偏西才能回家，白白苦了随从人员，一点好处也没有。况且你们都有父母妻子，过年照例得给你们放假，诸位何不早回，让你们也放假半天。”下属齐声说：“是。”
李世杰以身作则，改革四川春节官场陋风，一时颇著成效。那时清王朝还处于上升时期，改革容易入手，也容易见效。若是在晚清，就很难说了。
